李師江在新作《絲路古船》里，變成了一個老派匠人，老老實實地講了一個好故事。作者將地方性知識與類型小說敘事技巧相結合，從福建漁民的打魚技巧、當地習俗到方言土語，都有涉及。粗看流暢、精彩，像是一部扣人心弦的奪寶電影，細看會發現作者在結構上下了不少功夫。這部小說人物紛繁、故事復雜，但總體來說有兩條線索：一是以文物販子練丹青、海盜池木鄉為代表的“盜竊線”，他們的目標是盜撈元代沉船里的珍貴青花瓷；二是以邊防警察鐘細兵、女警鄭天天為代表的“追查線”，他們的工作是保護珍貴文物。把這兩條線索明確下來，小說的基本骨架也就搭起來了。隨后就是融入支線，豐富敘事。閩人陳秋生的際遇、遭遇海難的船仔父子、船仔與鄭天天的微妙關系等，讓一個簡單的奪寶故事交織在歷史和今天的復調中。

《絲路古船》以海上絲綢之路為背景，作者試圖為這片獨特的海洋空間融入世俗的煙火氣息，還原與海為伴的人們頑強生活的故事。李師江在創作談中寫道：“（想要）塑造一個海島上自由而固執的靈魂……那些漂在海上的，濕漉漉的靈魂，生于海島又為海島所困的，正是我想塑造的。”

小說中最值得琢磨的是船仔、鄭天天、練丹青這3個人物。船仔4歲喪母，流落水上人家，他水性極好，向往自由，熟知海上世界的一切，卻不習慣世俗社會的法則。與外界打交道，他感到本能的畏懼。相比之下，女警鄭天天信奉法律和秩序，她的身份要求她恪守理性，但這個堅韌、聰慧的人物背后卻埋藏著心理創傷。來自父親和戀人的傷害，令她更加小心翼翼地處理自己與世界的關系。如果說船仔向往的是自由，鄭天天向往的其實是安全，是自己可以掌控的生活秩序。這種性格上的根本差異注定了他們相處的結果。船仔是秩序和理性無法馴服的江湖之子，也代表著閩南本地人與海洋安寧共生的一種可能。作者對他的描寫也在暗示他既是一個小說角色，又是閩東大地某種地域精神的化身。船仔大部分時間漂在海上，過著孤寂的生活，他曾一度與陸地上的眾人接觸，卻被謊言所傷。他在寄給鄭天天的最后一封信中寫道：“島嶼與海洋，那是我的另一個父親，我不會離開了。”

小說中最動人也最真摯的一筆，是船仔與鄭天天在草嶼島上的相遇。當他們真正感知彼此，秩序的堅固圍墻出現松動，善與惡、黑與白的界限也不再分明，人物的情感穿透宏大敘事，微妙而曖昧，直抵柔軟的人心。當滿天星河點綴大海，漁民思念著家的味道，戀人也在暗自領受驚心動魄之感。在那一刻，他們內心的冰河漸漸融化，對于溫暖的渴望，打破了戒備的心理防線。他們走向彼此，實則也是通過彼此了解自己。本質上，這是一段自我療愈、自我接受的旅程，它的重點不是戀人終成眷屬的結局，而是一個人經歷種種考驗后，更加了解自己屬于怎樣的生活。于是，“皮膚里藏著陽光和海風”的船仔選擇了大海，而鄭天天在完成任務后，也繼續在世俗生活中守護自己內心的秩序。

相比之下，鋌而走險偷盜古物的練丹青代表了海洋文化的另一重特性，那就是冒險、逐利、實用主義。如果不急著用善惡標準去評判他的行為，我們不得不承認，海洋文化向外拓展的本質決定了人物對冒險的渴求。海洋文化對舊秩序和舊道德帶來了沖擊，同時又醞釀著新的機遇、新的創造力，比如地理大發現、全球貿易進程的開啟等都與海洋文化密不可分。因此，練丹青可以視作海洋文化的另一重象征，與船仔進行對照，就會明白作者為什么要塑造這么一個人物。

近年來，南方邊地寫作日益受到關注，評論界有學者將其命名為“新南方寫作”。諸如陳春成的瑰麗想象和對閩東山地的描繪，林棹對一只19世紀南方青蛙生命之旅的暢想，路魆的嶺南志怪與變形記，索耳筆下焦灼的還鄉敘事與嶺南社會風貌，林森筆下的海南島嶼寫作等，都展現出新一代南方寫作的差異性。從這個意義上說，李師江的寫作立足南洋，以古代絲綢之路作為歷史資源，串聯起邊地漁民、商賈、小市民的生活，在歷史與現實的互動中書寫“海上絲路文學”，讓新南方寫作更具多樣性。

從苦心經營的長篇小說《黃金海岸》，到這一部相對輕盈的《絲路古船》，都彰顯出李師江明確的寫作自覺，那就是打撈起東南沿海地區被遺忘和被邊緣化的世俗生活，讓海洋寫作不再局限于純文學的范疇，通過懸疑、奪寶、推理等寫作技巧，在嚴肅寫作和通俗筆法間找尋平衡。　　　　  

（來源：《人民日報》海外版，作者：桑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