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9月15日《香港工商時報》報道連平縣禁私賭押款。

核心提示

同治版的河源縣志，專用了一節《民風》來詳述當時河源的民俗民風，將河源人崇文重教、吃苦耐勞等優點先說了，也不諱言提到一些人篤信鬼神、負氣輕生、喜歡歃血結盟等缺點，里面提到了“賭博之習，從前盛行，近歲禁嚴，此風漸絕。然其欲為之心，或未盡消也。再三申儆，杜其根株，當久而自化。”1936年，有司痛陳河源縣賭風之盛、賭博之害：“為害甚烈，廢事失業，勞神傷財，而竊盜欺詐之事，往往因此而生，不特妨礙治安，抑亦大傷風化，雖三令五申，迭示禁止，但一般賭徒視功令如兒戲，又故態復萌，此種行為，何啻促人服毒，殊屬痛恨。”

賭博之危害人所共知，或害己身，或破其家，故各姓家訓族規中，常有禁戒賭博一條，若有犯之，輕則責罰，重則趕出祠堂。各時期官方也曾明令禁止，晚清、民國時期及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初期，河源、龍川各縣曾多次下令嚴禁，突查賭場，銷毀賭具。

清末河源各界力撐粵省禁賭

清末以來，一直有“賭風之盛，以廣東為最”的說法，有司明令禁止，但彼時社會動蕩，無法從源頭杜絕，“粵東賭博與中國鴉片同一蠹國病民，非有峻法，錮習弗除”“粵東賭害火熱水深，比年以來，全省紳商士民奔走呼號。”（沈云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第50輯）禁賭已成社會共識。因為賭博，丟了官職和聲譽的也不鮮見于報端。1907年，龍川縣令何得因縱容煙賭，上了《振華五日大事記》的《本省大事》欄目。“賭博為害閭閻，龍川業已籌抵賭餉，自應認真禁止，何以吏役棍徒復敢肆行開賭？”對龍川此事，“仰廣東按察司會同布政司即飭惠州府確切查明稟復，如果實有其事，即責成該縣嚴行究禁。”

自晚清咸豐十年（1860年）起，廣東對賭博行為和賭博營業場所抽取稅捐，是為賭餉。交了賭稅，賭風更熾，當時《申報》如此描述廣東賭風：“今自城郭、市鎮以至荒村僻壤，無不有賭具，賭不擇地，神祠、社廟皆賭場也；賭不擇人，兄弟、親戚皆賭友也；賭不擇物，凡可以較勝負者，皆賭具也。由小以至大，由富以至貧，由晨以至夕，無老無幼，無貴無賤，無男無女，無智無愚，大都以賭為生，以賭為樂。”

宣統二年（1910年）10月14日，廣東諮議局成立后，就一直致力推行全面禁賭，但為了能順利實現，提出了“籌抵賭餉”，以鹽餉抵賭餉，艱難推行之際，得到了廣東各地有識之士和社會團體的大力支持，河源、龍川等縣亦在其列。

次年（1911年）10月的廣東諮議局第二次常年會上，諮議局呈請兩廣總督袁樹勛即日請旨宣布廣東賭博一律禁絕期限，袁再三敷衍拖延，諮議局表示再不迅速奏請，將全體辭職。袁樹勛被迫上奏，清廷頒旨要求“察核具奏”，于是禁賭之議，即行鋪開。

此次會議期間，11月9日提出的“嚴禁安榮公司鋪票議草”，采用記名投票表決，贊成禁賭書“可”字者，僅有丘逢甲、陳炯明等20人，反對禁賭書“否”字者，有劉冕卿、蘇秉樞等35人。議員陳炯明嘆道：“禁賭而庇護之，如此議員，烏得不為廣東哭也。”諮議局相關成員接連提交辭呈，繼而丘逢甲率所有20人“可”決議員辭職。這20名議員中，有惠州府議員5人，為陳炯明、李滋湘、鄧承耆、彭寶森及黃云章。

消息傳出，輿論嘩然。省內各團體紛紛致電兩廣總督施加壓力，同時致電諮議局支持禁賭，抨擊庇賭議員。惠州商會“決不公認區贊森（“否”決議員）為商業研究總公所議長”，尊孔會致報界公會函稱“尊孔會會員區贊森庇賭害群，特集眾公議，除去會員名籍，不認為會員”。

與會的惠州府議員有5人，為陳炯明、李滋湘、鄧承耆、彭寶森及黃云章，前4人均贊成禁賭，唯黃云章獨書“否”字，“其果為賭商之運動？抑為無意識之附和？雖不可臆度，而語意謬妄，殊失代表之資格，深負選舉之希望，不能除害，反以縱害，玷吾惠之名譽猶小，害全粵之人民實大。”河源縣紳學商界代表黃兆蓉、邱象堯、潘維貞、鄺榮勛、潘維衡、鄺其光、李近光、黎若琨、蕭詒剛、馬兆麟等致函諮議局，痛批黃云章，表示河源紳、學、商各界決議，不認黃云章為惠州人，同時也不認提出“否”的35人為諮議局議員。（1910年12月4日《申報》）

省內各地各界也紛紛致電兩廣總督、自治研究社、報界公會等，要求嚴懲庇賭議員；各界人士齊集明倫堂，舉行禁賭大會。迫于輿論壓力，35名“否”決議員宣布集體辭職。此事的結局頗令人欣慰：1911年1月8日，署兩廣總督張鳴岐接到北京憲政編查館來電，準庇賭的“否”決議員劉冕卿等35人辭職。3月30日，下令廣東全省禁賭，所有番攤、山票、鋪票、白鴿票和其他一切雜賭一律查禁。“鑒于賭博為害廣東一百數十年，非一紙禁令所必能止，必須制定專條嚴厲懲治才可收效，廣東諮議局會同張鳴岐議定《廣東禁賭條例》，改以鹽斤加價和煙酒增稅的辦法來彌補短缺的收入。7月，清政府頒行《廣東禁賭條例》。這是可決議員獲得輿論的支持，爭取到清廷下詔禁賭的最后勝利。在張鳴岐宣布禁賭期間，廣東公開的賭博停止，禁賭取得了一定成效。”（冀滿紅、劉文軍《清末廣東諮議局與禁賭》）

1911年11月9日，辛亥革命爆發后次月，廣東宣布獨立，成立軍政府，推行新政，禁賭仍是雷厲風行推行的其中一項。1912年夏，針對廣東和平縣對賭犯黃湘洲只是處以罰款“敷衍了事”等情況，廣東總綏靖處經略陳炯明會及會辦龍濟光通諭各縣：“要知道賭博最為民害，現歸本處罰辦屬于軍事范圍，自屬嚴予懲辦殺一儆百”“嗣后拿獲賭匪，務應按法嚴辦，不準罰鍰了事”。他以霹靂手段軍法治賭。為使禁賭有效地施行，陳炯明還制定了《廣東賭博治罪暫行章程》9條及《施行細則》3條、《縣知事實施禁賭辦法》7條。陳炯明治粵的上世紀20年代初，廣東賭風為之一滌。

然而民國初年政壇動蕩，政令難以持續，廣東賭風時而被煞住，時而為籌餉計又被鼓振。1925年10月，廣州國民政府領導的國民革命軍取得東征勝利，隨軍東征的周恩來被任命為東江各屬行政委員，主持東江的惠州、潮州、梅州地區所屬25縣行政工作，提出了幾項施政綱要，其中便有“禁絕煙毒”這條。

民國十八年（1929年）12月《廣東全省風俗調查》中關于河源縣有無賭博及吸、種鴉片情況，有關人員填報為“有少數賭博吸食鴉片，僅年老有疾者為之。亦少種鴉片，前有今無。”這實際上算是一種瞞報，賭博之徒亦多有中青年。

民國河源嚴厲禁賭 有基層公務人員殉職

陳炯明大規模禁賭后，到民國十九年（1930年）左右，有司又開始征收煙賭稅費。藍口、黃村一帶的第九區自治籌備處主任張青史，因感于該區民眾備受煙賭之禍，欲于其本區范圍內，提倡嚴禁。為此，張青史在黃村貼上布告，于當年農歷三月初一起，禁絕黃村約煙賭，如有人敢赴賭及吸煙者，即予追究。

張青史這項措施，使有司收不到賭餉。承辦藍口大江一帶防務經費商人李業、河源全屬防務經費源源公司商人繆成向時任河源縣縣長張爾超呈文“舉報”，先以民國廣東財政廳章程來說事：“查前奉財政廳頒發章程，如該處地方欲禁絕煙賭，須墊償該處之額餉。”責難“該區主任擅行禁絕，餉源損失，當負其責”并“懇請轉呈縣長，迅令該主任即予以取消禁絕煙賭，以維餉源”。

張爾超是民國時期河源官聲甚好的一位官員，他接報后，亦須將此事呈報當時的省府，他首先表明對鴉片與賭博的深惡痛絕態度：“查煙賭之害，甚于洪水猛獸，吾粵盜風之盛，推厥緣由，多由于人民嗜賭吸煙，傾家蕩產，以致流而為盜匪。煙賭傷風敗俗，廢事失業，弱種誤國，種種弊害，不一而足。簡括言之，煙賭為社會萬惡之源。”他也從全省當時政策出發：“現值訓政時期，厲行地方自治，煙賭一日不禁絕，即地方無自治之可期”并為張青史說好話：“第九區自治籌備處主任張青史，向日辦事，尚屬認真，目下因感于該區民眾，備受煙賭之禍，欲于其本區范圍內，提倡嚴禁，實屬美舉。”他不希望這樣的好官受到責罰：“以該區自治主任，對于本區施禁，亦猶一鄉一族，以及一家之長，對于其本鄉或家族子弟，嚴禁賭博吸煙，理由至為正大，似未便干涉其嚴禁而反令廢弛，致失政體。”（1930年4月25日《香港華字日報》）

彼時新式學校推行已有二三十年，學生年齡跨度較大，循規蹈矩者固不乏其人，而有不良嗜好者亦復不少，一些學生有賭博惡習。1934年2月，時任河源縣縣長鐘燿焜特重申禁令，一經查出，定以嚴拿，輕則記過以示薄懲，重則開除學籍，依法究辦，決不寬待，以端風紀。（1934年2月22日《香港工商日報》）

當時有基層公務人員因禁賭被害。1934年2月22日下午4時，辦理鄉事頗有聲譽的河源縣四區黃塘鄉長甘卓立，在往鄰鄉友處飲新年酒的路上，被預先埋伏在途中大塘山凹口的歹徒放槍打死。經查，這些歹徒是此前甘卓立查獲的黃塘鄉賭窟之賭徒。（1934年3月1日《香港工商日報》）

至1936年，自農歷新年過后，河源縣各地鄉村賭檔逐漸多了起來，且種類繁多。縣當局為杜絕根源起見，特擬定嚴厲禁絕雜賭相關條款，于2月23日頒行，如有賭博者，初次懲罰釋放，倘又再犯，充苦工二年。（1936年2月26日《香港工商日報》）

因賭博斗毆乃至喪命的慘事屢有發生。1935年2月，河源東廓鄉40歲的馬某，趁著農歷新年，在鄉中譚公爺廟開賭博檔，當地無知鄉民前去玩耍的不少。有該鄉農民阮阿桂，趁著農事之暇，不時去賭，接連敗北，積欠賭款廿余元，由馬某代付，約定5日內歸還。期屆不能償還，阮藏身于附近莫阿從家，為馬偵悉，于是招集數人揣刀追債，發生爭執，馬持刀刺阮，阮當即倒在血泊之中，似有性命之虞。畏罪潛逃的馬某被警察追緝。

1936年2月，柳城圩請了戲班演戲，有人趁熱鬧聚眾賭博，對岸南壩村民羅春過江前來赴賭，與一陳姓賭徒因數目爭執打架，羅春不能敵，負氣而退，是夜歸家，復持短槍前往該處，將其中一人槍殺后逃去。

有些地方女性也參與賭博。1936年9月，連平縣城外有住戶人家，私開賭場，暗設女攤，招來婦女秘密聚賭。有的地方還設小押，以便賭輸者將物品抵押還錢。連平縣特地發出布告，嚴禁私賭私押。

當時河源縣查賭禁賭決心很大。次年2月，有司聞知河源縣城有不法之徒暗中招人開賭聚吸（鴉片），以資營利，派縣警偵查，于當月7日夜，探悉新城西門街住戶，有歹徒潛匿，聚賭吸煙，當場捕獲煙徒李耀等13名，檢獲煙膏、煙具及煮煙物件多種，麻雀牌、天九牌各1副，遂將各犯帶案訊辦，及將開賭屋宇查封。同時又在附城雙下鄉捕獲煙賭窟2所，拿獲煙賭販12名，煙膏煙具多種，麻雀牌1副，紙牌7副，一并押解縣辦理。（《香港工商日報》1937年2月15日）

為徹底禁絕賭博，1937年4月，河源縣政府飭附城分局派出警員，分赴各商店住戶，搜獲不少各種賭具。19日，將山一般的各種賭具堆在中山公園縱火焚毀，以警惕市民。（《香港工商日報》1937年4月22日）

民國廿七年（1938年）4月，時任和平縣縣長李則謀通飭各鄉鎮保甲長，要求切實查禁賭博，如有奉行不力，致賭風復熾，則嚴究不貸。

城鄉各姓族規家訓明令禁賭

官方不停地忙于禁賭，城鄉各姓家族也將禁賭列入族規家訓，勸誡族中子弟遠離破家害身的賭博活動。

在原河源縣，比較有名的一個賭徒回頭的故事，發生在今天的東源縣南園古村。古村老衙門主人潘世拔年少時個性自由，嗜賭成癮，其父潘紹信恨其不爭氣，且屢教不改，有違于潘氏祖祠家規，一氣之下，要處死這個“爛賭鬼”，潘世拔母親黃氏如何肯讓兒子丟命，她教尚不知災禍將臨的潘世拔逃離家門，臨行當晚，黃氏在村中的六曲橋與他道明真相并行勸誡，灑淚而別。若干年后，潘世拔在浙江當了官，衣錦還鄉時，經過六曲橋，想起當年倉皇逃離的心境，與現下風光相比，恍如隔世。他在六曲橋上感慨萬千，對隨從和族人說，“六曲”之“曲”字，意即人生多坎坷，須經諸多曲折，才能踏上坦途。由此，村人走過六曲橋時，常會記起六曲橋與潘世拔的這段淵源。

紫金鄭氏家訓明令“禁賭博”，“族內倘有犯此，重責不宥”。龍川義都梁氏由東源藍口遷入，其“族章十戒”中第七條即為“切戒酗酒賭博”。毛氏家訓有“家戒六條”：一戒游蕩，二戒賭博，三戒爭論，四戒攘竊，五戒符法，六戒酗酒。這些禁戒，都是祖輩生活中得來的經驗教訓。龍川崔氏族規中闡釋“無作非為”一條中說道：“人無論智愚，家無論貧富，若然酗酒賭博，好勇斗狠，嫖娼奸淫，無賴恣意妄行，皆謂之非為的人。族內若然有此輩，力加勸教，免至貽累族姓，上辱祖宗，下玷家聲。屢教不改，情節嚴重，族內所當屏逐其自新。”逐出家族后，名字也會從家譜中劃掉，并剝奪姓氏，死后無法進入本族族譜中，也不能葬在家族的墓園中，從此“無根無源”。

上世紀20年代初，陳炯明在廣東軍法禁賭時，曾頒布過《縣知事實施禁賭辦法》，明確了各姓族長亦有勸導禁賭之責：“各縣團董紳士、族長、街甲、地保均負有勸導禁賭之責，于縣屬各圩宣講之。圩場由街甲完全負責，村落有地保者，地保與族長共同負責；無地保者，族長完全負責；無族長者，指定該姓紳士代行族長職務。宣講內容由縣知事以國語編刊分發。”“各縣團董紳士、族長、街甲、地保均負有首告犯賄之責；各區團董紳士另負有拿解賭犯之責。各地方遇有賭博發生，即由該管之族長或街甲地保，飛報該管團董紳士，督團拿解縣公署究辦。該管團董紳士如認為恐有抗拒之虞時，應即報告縣公署督隊拿捕之。”“地方遇有賭博發生該管之旅長或街甲、地保匿不首告該團董紳士，或該管團董紳士庇不予拿解轉報者，由具體察情節輕重，隨案呈請省長總司令，予以相當之懲戒……”在這些嚴厲的條款督促下，各姓族長對族人于禁賭上的宣講與管理甚是到位。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于禁賭上力度愈加空前，社會上大規模賭風漸息。1949年秋冬，龍川縣第三區人民政府（轄鐵場、谷前、石坑、田心、龍母鎮，駐鐵場圩）執行上級有關嚴禁煙（鴉片）、賭、娼的通令，開展禁煙、禁賭、禁娼運動，徹底收繳了一大批煙具、賭具，煙、賭、娼基本禁絕。

■本報記者 凌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