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雄偉的桂山石樓處在村中心地帶，是紫金縣龍窩鎮桂山村內最令人矚目的古建筑。 凌麗 攝

■昔日堅固的八角樓外的刀光劍影早已黯淡，宗族之間的騰騰殺氣與干戈，也已化為玉帛，仙坑村民和睦相處。 凌麗 攝

■本報記者 凌麗

核心提示

走在河源鄉間，不時就能看到仍保留完好的各種四角樓、八角樓、圍龍屋，尤其在20多個廣東省古村落中。這些帶著極強防御功能的高門大宅的建成，與清代社會動蕩有關。清中后期，嶺南不靖，匪盜交侵，生靈涂炭，故富而有力者建碉樓以自保，代表性建筑如源城區埔前的羅煥榮故居、仙坑八角樓、桂山石樓、樂村石樓等，外墻極厚。和平縣林寨、仙坑古村，紫金縣群豐村、桂山村等，是其中有代表性的古村落。

1 粵地械斗與徐旭曾的“客家人宣言”

十九世紀初、中期，土客械斗發生極頻，規模大，損失極大。

學界追溯“土客”矛盾年代時，一般追溯到順治十三年（1656年）清廷宣布實施的“禁海令”和5年后即1661年頒布的“遷界令”。這兩條政策令廣東沿海地區經濟凋敝、生靈涂炭。廣東巡撫王來任認為，遷海政策使廣東濱海之地流民達數十萬之眾。屈大均認為，遷界令使“自有粵東以來，生靈之禍，莫慘于此。”

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臺灣局勢已定，朝廷應多年來廣東官民之請，發布復界令，界外之地歸還原住民耕種。然而此時的原住民由于死亡、離散等原因，重返故土的很少。

為了復墾地多寬曠的粵東沿海地區，清廷準許各地流移的農民遷入。雍正五年（1727年），署理兩廣總督何克敏奏請在復界區發布“招墾令”吸引移民入界墾種荒地。“沿海地多寬曠，粵吏遂奏請墾辟以實之。于是惠潮嘉及閩贛人民，挈家赴墾于廣州府之新寧、肇慶府之鶴山、高明。”（《赤溪縣志》）

墾令實施后，惠州府人口開始快速增長。據道光《廣東通志·輿地略》記載，嘉慶二十三年（1818年）全府人口歷史上首次突破100萬，達137.4萬人，相當于康熙十一年 （1672年）總人口的10倍。據測算，各縣人口增長分別為：和平41.5倍、龍川17.7倍、永安16.1倍、連平12.9倍、長寧12.8倍、海豐（含陸豐） 12.1倍、河源9.1倍、歸善4.4倍、博羅3.6倍。

“所居既定，各就其地，各治其事，披荊斬棘，筑室墾田，種之植之，耕之獲之，興利除害，休養生息，曾幾何時，隨成一種風氣矣。”（徐旭曾《豐湖雜記》）

人口的充實與增長，使早到的“土人”與后來的“客人”關系日趨緊張，沖突與械斗頻頻發生。

徐旭曾于嘉慶己未（1979年）考中進士，官至戶部四川司、福建司主事，后加一級，封奉政大夫。嘉慶乙亥（1815年），任惠州豐湖書院山長的徐旭曾留意到，“博羅、東莞某鄉，近因小故，激成土客斗案，經兩縣會營彈壓，由紳耆調解，始息。”

這場最終被平息的械斗，給徐旭曾很大的觸動。他對長期以來的土客矛盾作了深入思考，口述并由弟子記錄形成《豐湖雜記》，對客家、客家人、客家文化、客家源流、精神、語言、風格、婦女等作了系統介紹。

嘉應學院客家研究院原院長房學嘉評論道：徐旭曾“是系統論述客家問題的始作俑者。清嘉慶乙亥二十年（1815年），徐旭曾在錯綜復雜的社會背景之下，敏銳地從社會矛盾中把握了客家文化尋求生存空間的契機，為客家文化作了提綱挈領的詮釋……凡言研究客家歷史文化者，追根溯源就要講到徐旭曾。”學者施添福認為徐旭曾《豐湖雜記》是一篇客家人宣言，為系統論述客家問題之始，可視之為客家民系形成的標志。

臺灣“國立聯合大學”客家研究學院文化觀光產業學系副教授劉煥云認為，惠州府和平人徐旭曾，是最早研究記載客家問題的且是系統論述客家問題第一人，是最先系統地論述了客家問題的作者，為客家文化作了提綱挈領的詮釋。雖然后人對客家問題的論述，如羅香林與賴際熙等，都有了更多更詳盡的研究，但是其基本框架并未脫離徐氏《豐湖札記》的思路。土客沖突時，“客”人或操客方言的人群，被廣府人稱為非漢人，激發了操客方言人群的客家人的憤怒，稱自己乃是中原衣冠舊族，客家方言亦為中原古音，而徐旭曾更是此一說法的第一人。

1856年，咸豐、同治年間，粵西開始了一場最大的土、客械斗，“仇殺十四年，屠戮百余萬，焚毀數千村，蔓延六七邑……卒至兩敗俱傷，死亡相等。”（《赤溪縣志》）

2 客家圍龍屋防御械斗和匪亂

清康熙中葉至乾嘉之際，因客家人口繁衍，而居處山多地少，遂自贛南、粵東、粵北轉向川、湘、桂、臺諸地以及粵中和粵西一帶遷徙。

在這過程中，北來移民與當地人常常發生碰撞、械斗。

《永安縣初志·前事志第八》開頭即云：“永安重巒復嶂，昔固盜藪。”明隆慶元年后，“賊歲甚，舊者死，新者繼，一巢又分幾”。

康熙三十三年（1694年），琴江（龍窩一帶，含桂山）出一厲害賊人牛牯屠（綽號），占據了不少山頭，以盜財為生。后被擒。有小流氓羨慕牛牯屠“名聲”，常冒他名去搶劫，牛牯屠又把他們搶的東西搶走，說，“大賊劫小賊”。

永安一帶有首童謠唱道：“烏面將軍，偷人鴨春。大王攔著，情愿平分。”“春”在客家方言中是“蛋”之意。這首童謠流傳至今，紫金縣的孩子們仍在唱著這首童謠，只是早已不知道當時的典故了。

在各類史籍上雖未見到河源、龍川、紫金等地有大規模械斗的記載，但小規模械斗時有發生。另外，“血雨腥風13年”“烽火狼煙17縣”的咸同廣東土客大械斗之血腥與慘烈，想必亦在口口相傳中，讓各地的民眾心中極其不安。這種心理陰影投射至民居建筑上，則體現為各地古民居封閉式、自成一體的防御性設計，隨處可見厚實的高墻，高聳的角樓，可儲存食糧的倉庫，建在屋內不用出門即可取水的水井……

客家圍屋素以注重嚴防死守的防御功能著稱，記者曾走訪了20多個被評為“廣東省古村落”的河源古村落里的古民居，概莫能外。

“同是客家民居，山地建筑，大都是巍峨的土樓、方樓、圓樓；而半山或丘陵上的建筑，則大多是圍龍屋……而山區人口稀少，耕地不多，盜患、械斗不絕，這一高墻深鎖的圍樓，當是一個家族最好的聚居方式。到了丘陵地帶，或山中盆地，圍龍屋則成了首選的形式，相對而言，這里人口密集，天氣濕熱，且多風多雨，圍龍屋的半開放、半防御性能便比較實用與突出了。”（譚元亨《嶺南建筑文化論》）

民國時紫金一帶，“居住類皆泥磚矮屋，牛欄豬舍廚房皆相連接，于衛生上殊不適宜，惟稍富者則建碉樓居住。”有錢建碉樓保護自己家人生命及財產安全的不是太多，但那些堅固的碉樓大多保存至今。

3 拒匪盜、保安定的“城堡”

紫金縣水墩鎮群豐村的古民居設防程度，給人的印象尤為深刻。群豐村古民居，不僅四角筑有可供瞭望、射擊的碉樓，甚至連天井亦用厚實的木條與鐵絲網封死，防止盜賊從天而降。群豐古民居大門額均塑有樓名，樓名中“保”“安”“定”三字出現的頻率極高，從中或可窺見群豐劉氏祖輩居安思危、躲進小樓成一統的心態。

選安樓的角樓共有4層，木制樓板，墻體厚度驚人，達80多厘米，讓人嘆為觀止。客家圍屋注重防御性功能的特征，由此可見一斑。

更讓人驚奇的是，用磚石筑就的厚實墻體，雖設置著瞭望孔、射擊孔的高聳的角樓，但似乎仍不足以讓生活在動蕩年代的屋主高枕無憂。始建者劉省三別出心裁地讓工匠們設計了一個用木條與鐵絲網制成的天井套，將整棟建筑封得嚴嚴實實，猶如如今住在城市里的后人們用防盜網封陽臺一般。天井套一旦放下，別說盜賊，即便是飛鳥，亦難進入。

紫金縣龍窩鎮桂山村有一座巨大、雄偉的桂山石樓，處在村中心地帶，是村內最令人矚目的古建筑。清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廖肇衍始建此樓，其在世時尚未建好，兒孫兩輩接著建，建成此樓，花費了50年時間。

走過長滿浮萍的半月形池塘，穿過外、內橫屋，徑往石樓而來。越走近，便越感到一種令人壓迫的氣勢。當年前來侵犯的匪徒，站在如此高樓堅壁之下，即使手握各式武器，想來也會有“無處下牙”之感。湊近角樓上的槍眼，倚在厚墻上，帶著田野清香的風掠著頭發與衣襟，遠山之內的所有景物，盡入視野。如果有任何人試圖接近石樓，很容易就被發現。正因為如此堅固的石樓，讓民國初年廖玉書寫了《詠桂山》詩云：“桂山風景最清佳，兩座樓臺十萬家，亂世驚潮流不到，桃源洞里秀桑麻。”

東源縣康禾鎮仙坑村保存有完整的古民居20多幢，其中，以四角樓、八角樓為代表，修建于乾隆、嘉慶年間，防御性功能相當完備。其中，又以八角樓為最，在普通方形四角樓的外面加了一道厚厚的花崗巖城墻，上面還設有炮樓和走馬廊，把住宅包裹得嚴嚴實實，大有“一夫當關，萬夫莫開”之勢。八角樓在乾隆年間初建時也是只有四個角樓，它外面的高大石墻，是在太平天國時期建成的，外墻也建有4個角樓，總共8個角樓，因此，當地人把這座樓稱為“八角樓”。

“乾嘉以后，社會經濟衰落。太平天國時期，社會比較動亂，官府控制力削弱，村落之間的械斗增加了，村落之間的械斗組織性強，攻擊力也很強。”華南師范大學歷史學教授林濟在解讀八角樓成因時表示，“早期的居民和后來者之間的械斗，在當時的廣東非常普遍，村落之間的械斗以宗族為單位，既有對資源的爭奪，也有當地新舊勢力之間的爭斗。械斗規模很大。所以，人們經常以村落、宗族為單位來組織防御事務。”

和平縣林寨鎮成群的方圍屋，也體現了極佳的防御性能。這些圍屋規模宏大，大多興建于清末民初，最早的可追溯至林寨陳氏先祖陳元坤所生活的元朝。平面呈四方形，高墻合圍，一般均高達10米，石灰夯筑墻體，四角都建有碉樓，外墻不設窗戶，只設狹窄的槍眼和瞭望孔，大門和側門都異常堅固，門外還用粗達10厘米的鐵閂加固，防御性能極好。圍內房屋眾多，房間、倉庫、廚房、廁所俱全，天井里還建有水井，無異于一座城堡。以林寨現存的四角樓中最為氣派、奢華的謙光樓為例，它建于民國九年，坐北朝南，是一座長方形圍屋，四角建有高4層的碉樓，主體建筑一進為三層走馬樓式樓房，二、三、四進為三進四橫格局，依中軸線依次為正門、下廳、中廳、上廳，兩廳之間有廊廡連接，側邊有廂房，兩側各有兩排橫屋。在橫屋與橫屋、廳堂與橫屋之間，有三條橫巷和十一個天井分隔，這些天井和橫巷，是四角樓內的交通通道，將整幢房屋連接在一起，遭遇匪患或戰亂，居住其間的人們不出大門即可互通音訊。整幢屋內，共有10個廳堂，258個房間，水井、糧倉、廚房一應俱全，可容納500多人居住。

和平文物普查隊有關負責人認為，明清和民國時期，土匪流寇較多，且宗族械斗也時有發生，易守難攻的圍屋，有利于保護家族人的生命財產安全，這是客家建筑的一大特點。

源城區埔前鎮上村村羅煥榮故居，是一座很有代表性的客家民居。這是一棟建于清咸豐年間的古宅，當地人稱其為“樓閣（角）”。從已經變得狹窄的側門進去，厚達110厘米的三合土夯墻。據測量，這棟古宅墻高約10米，墻厚約1米有余，占地面積約400平方米。150多年前，寡婦張三娘用了3000擔谷的錢，才將樓角建好。羅煥榮出生后，這里便成了他讀書、休息、練武的地方。當年在村里顯赫一時的高樓堅壁，現在只剩了四面墻。

有的村落還有護村炮樓。位于龍川縣豐稔鎮西部的黃嶺村，始建于明朝，興盛于清末民國初。明清時期，總面積14.3平方公里的黃嶺村里，葉氏共有100多人考取秀才以上功名。其中，功名最為卓著者為清嘉慶七年壬午科（1802年）進士及第的葉銘熙。因此，龍川縣有“黃嶺秀才多過狗”之俚語。村里有兩座被黃村人稱為“炮樓”的碉樓：水謙樓和下村炮樓。廣東省當代文藝研究所教授譚運長說，黃嶺村是很大的一個盆地，中間有很多條小溪，古民居傍水而建，沒有聚集在一起，但由于村落四周全是山嶺，進出只有一條路，因此，整個村落實際上屬于封閉式的。下村炮樓和水謙樓均建于清末，清末戰亂導致客家古建筑中出現大量炮樓。黃嶺村的下村炮樓，就建在進出村子必經之路上，這個炮樓的意義就是扼守這條要道，保護整個村落。

幸運的是，這些堅固且不失精美的古建筑經歷的械斗、戰爭、匪亂雖有但不算頻仍，因此保留至今。到了解放戰爭年代，一些四角樓經歷了槍林彈雨與炮擊，其堅固的防御性能依然在發揮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