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家基

我國著名的文學家與文藝評論家蕭殷，一生中都把魯迅先生當作自己的旗幟與楷模，一生都在踐行著魯迅先生的精神。

蕭殷在其逝世前一年編纂的《蕭殷自選集》中，就有數十處提到魯迅及其作品。

蕭殷對魯迅的崇拜，來自親身的經歷。

初中時期，從學校圖書館中博覽群書，蕭殷被魯迅的著作深深吸引，干涸的心田被文學滋潤，寫作沖動大起，他寫下散文《風雨之夜》，引起國文教師注意并推薦到廣東省美術展覽會，獲二等獎大受鼓舞，繼而寫散文《挑水婦》《明天》等小說，還有一些新詩，但只能發表在同學自己創辦的文學期刊上，最多發表在書店出版的《學生文藝叢刊》上。蕭殷創作沖動不可遏止，接連寫下揭露社會黑暗的小說《烏龜》和《瘋子》等，但苦于沒有機會發表。

1934年春天，蕭殷在龍川佗城小學教書期間，寫了一些散文詩，其中包括《牽牛花》和《第一次顫栗》。

暑假到了，蕭殷從龍川來到廣州，希望找到工作安頓下來，但未如愿。其間，在中山大學圖書館，蕭殷閱讀了更多魯迅先生的著作，心潮澎湃。9月6日，處于人生十字路口的蕭殷按捺不住激動的心情，貿然給魯迅先生寫信，并隨信附上以蕭英為筆名所寫的散文詩《變》，希望能夠得到魯迅先生的具體指導并尋找機會推薦發表。這封信的手稿如今收錄于《魯迅藏同時代人書信》。信和稿如下：

魯迅先生：

在中國的作家中，您是我最敬愛的一個，因為您是站在被壓迫大眾的解放運動最前線的一個人。

正因為我敬愛您，所以我特地請您批評我的作品。這篇《變》是我最近寫成的散文詩。本來擬投到附近的報紙副刊里去，但是，一想到那些充滿了灰色內容的副刊，與那些思想糊涂的編者，不禁就令我膽怯起來。無疑的，這樣內容的散文詩，必然地不容于那灰色的霧園里。

《變》的主題是敘一個一向不明階級意識而受著欺騙的青年人覺悟底（的）過程，和潛伏著的革命情緒的力量之偉大。（這樣說法，也許不對。先生看了，自然明白。）可惜我的寫作技術太不成了，請先生在回信里一一加以指正！！

如果先生認為略加修改之后可以發表出來，那末（么），請先生也不妨修改一下，并請介紹到前進的雜志里去發表出來。這是我的希望，也是我的要求。

末了，向先生致一個革命的敬禮！

崇拜您的人

鄭文生謹上

九月六日

信的末尾，標明通訊處為——廣州石牌中山大學第八宿舍莫柱孫先生，因為苦于尋求魯迅先生的通信地址，蕭殷試投出版社轉交。

根據《魯迅、許廣平所藏書信選》收錄的這封信的注，“此信信封寫著：‘上海福州路四三六號文化生活出版社收轉鄧當世先生 廣州鄭寄 九月六日。’對于此信和附寄稿件的處理，《魯迅日記》未見記載。”

信中的收信人“鄧當世”為魯迅先生的一個筆名。魯迅常常用日本友人開的內山書店或他常用的出版社作為其對外的聯絡地址，代為收轉信件。

給魯迅的信發出去以后不久，為了生計，蕭殷回到佗城。

雖然經過我們多方查證，但至今無法知道，當年，魯迅是否給“鄭文生”回了信，又是否對“蕭英”的散文詩提出了意見。我們只知道，流離失所的鄭文生曾寄住在朋友莫柱孫的宿舍，并以莫的宿舍作為通信地址。我們設想，蕭殷寄出給魯迅的信，焦慮期待若干時日后，可能放棄了自己小小文學青年期許大師回信的奢望，因而垂頭回鄉；也可能魯迅先生當時真的寫了回信，但是莫柱孫收到了嗎？如果他收到了又是如何處理的，他轉告蕭殷了嗎？如果他把信寄到佗城小學，而蕭殷回鄉后因為開學而離開佗小……這其中，一個個關節，任何一處出岔子，蕭殷都收不到魯迅的回信。

果然，蕭殷并沒有收到魯迅的回信；蕭殷一生也從未提過這回事。

但是，這件事，無疑是蕭殷文學生涯的里程碑，一個重要的轉折點，正如他在《變》中所說：“從此，我認清了我們的路了！”回鄉后，“給魯迅寫過信的”蕭殷激情澎湃，并從此開始專心研習、探索寫作之路，農歷年前完成小說《父與女》和報告文學《年關雜寫》。次年完成小說《倒閉》以及續篇《沉落》、小說《車夫阿火》《一夜》《芋園》《災》……小說抒發對黑暗社會的壓迫與不公的憤恨，對勞動人民深厚的同情。蕭殷的小說創作由此達到了一個高峰。從1935年開始，在廣州《民國日報》副刊《東西南北》連續發表了二三十篇小說。

按照蕭殷的文學積累和思想深度，照此寫作進度，蕭殷不難成為文壇先鋒。但是，年底爆發的“一二·九”運動徹底打破文學青年的夢想。蕭殷被革命的潮流裹挾，轉身走向革命。1936年1月，蕭殷來到廣州。加入中山大學員生工友抗日會主席團主席、廣州學生抗日聯合會主席曾生主持的“國際問題研究小組”（之前是共產黨地下組織的“秘密讀書會”），開會策劃和開展各種抗日宣傳活動，組織學生罷課。按照曾生同志的秘密指示，蕭殷到中山大學參加愛國學生的革命活動，并參加了1936年1 月9日廣州市學生萬人抗日大會，一致通過成立廣州市學生抗日聯合會，會后舉行抗日示威游行。在“一·一三荔灣慘案”后，參加中大的學生集會，聲討國民黨逮捕進步學生……

1936年暑假，蕭殷又一次從佗城來到廣州，在《蕭殷自選集》的《我怎樣走上文學道路》一文中，蕭殷描述了他這段時間“思想發生了質的飛躍”。

“自七月到十二月，我在那里度過了最難忘的歲月。在那里。我參加過許多革命文學活動，寫過許多矛頭直指國民黨反動派的雜文，參加了黨所組織的革命活動，不僅印象深刻，而且還促進我的思想發生了質的飛躍。”

這時候的蕭殷，已經從單純的文學青年轉向革命戰士，他放下小說寫作，以魯迅先生為榜樣，以雜文為武器，作為對準敵人的“匕首”和“投槍”，把大量抨擊國民黨反動派的雜文寄到香港的桂系反蔣報紙《珠江日報》副刊《潮聲》發表。蕭殷再次萌生了給魯迅先生寫信的念頭。這時候，他已經不是兩年前那個一心想發表作品的文學青年，而是具有革命思想和斗爭經歷的革命青年與革命文藝工作者的帶頭人。

蕭殷在《我怎樣走上文學道路》一文中，敘述了他當年關注魯迅并給魯迅寫信的情況：

“這半年來，我們一直注意著魯迅先生，應該說，我們的革命文學活動，始終沒有離開魯迅。我們總是密切地注視著魯迅的動向，把他當作我們斗爭的旗幟。尤其在這革命更加復雜、更加艱苦的關頭，盼望能夠得到他指導的愿望更加強烈了。正是在這時候，十月初，我懷著崇敬的心情，給魯迅先生寫了一封信。我向他簡略地反映了廣州反動勢力的猖狂和與之斗爭的形勢，匯報了我正以雜文為武器參加了戰斗。在這封信里，我還把散文《溫熱的手》寄去，希望得到魯迅先生的指教。”

“信寄出去后，我天天盼望魯迅先生的回信。但沒有料想到，這位偉大的文學巨匠在收到我的信十天后，竟與世長辭了。魯迅先生只在十月九日的日記上記上一句：‘得蕭英信并稿。’噩耗傳來，我們悲痛欲絕，天啊，我們心靈中的精神支柱仿佛失去了支點，都沉湎于悲痛之中。”

最近，我們發現了塵封84年的史跡——蕭殷在1936年10月21日寫了一篇名為《永別了，勇敢的戰士！》的文章（發表于1936年第3卷第1期的《文學生活》），表達了對于魯迅先生逝世的悲痛心情。這篇文章蕭殷從來沒有提及，現將此文刊登如下。

永別了，

勇敢的戰士！蕭英

一個不幸的噩訊隨著一陣凄厲的秋風，在一個早晨飄到我的耳鼓邊來：“魯迅死了！”

一位勇敢的奮斗了20余年的老戰士死了，從此不但中國文藝界是一種絕大的損失，就是東方的文藝界也將減少不少的光輝。

尤其是在這暴風雨的前夜，魯迅先生的死，更令中國的大眾感到無限的悲痛。在這時期內，所有的青年正需要著精神的糧食，所有的大眾正急需著斗爭的知識。在過去，魯迅先生已做了我們的保姆，他供給了我們不少的富于資養的糧食，同時也領導著我們向真理之路前進。

他是一個經歷了長期奮斗的藝術家。在20年前他已開始和舊社會決斗。這種精神一直繼續到現在還沒有更變過。他時時都正視著現實，從真理的觀點上去暴露社會的丑態。他用冷酷而刻薄的筆鋒，抨擊著丑惡的現實，諷刺著舊社會的沒落，他從沒有寬容過敵人，他主張對待敵人要給予“最無情的抨擊”。

然而，他對于大眾卻現（顯）示得非常熱情，溫暖，幾乎每個中國的大眾都有傾聽著他那充滿熱情的真切的聲音，而且每個大眾都喜歡去接受他的教訓；和高爾基一樣，他同樣是“大眾的保姆”。

然而，魯迅先生死了，從此我們再不能聽到他那偉大而有光輝的教訓了。在暴露社會丑惡的戰士群里，現在又損失了最有力的一員。

于是整個中國的大眾都沉在極悲痛的泥潭里。

但是，悲痛有什么用？魯迅先生在他的遺囑里，不是說“忘記我——管自己生活，倘不，那就真是糊涂蟲”幺，對呵，我們先接受起先生的遺教吧。從此我們要跟著魯迅先生所走的路，用他奮斗的精神，去完成他那未完成的偉大的工程呵！

不要悲傷了，我們只要求大家將魯迅先生所教訓的，都在具體的工作上表現出來。

永別了，勇敢的戰士！

二十五、十、二十一。

八十四年前，當蕭殷寫下這篇悼念文章的時候，他還并不知道魯迅先生是否收到了他的信和稿。但是，1978年4月3日，上海復旦大學中文系魯迅日記注釋組，把一封詢問信寄到廣州蕭殷的家中。來信說：

蕭殷同志：

我們復旦大學中文系魯迅日記注釋組承擔了《魯迅日記》（1928-1936）注釋部分。因年代久遠，當年與魯迅先生交往的一些人頗不易搞清，只得求助于各位老同志。“日記”上曾提及一人“蕭英”，我們在調訪中，據一些同志回憶說可能是您，故今不揣冒昧相煩，謹望指教。

現將《魯迅日記》上有關條目錄下：

1936.10.9“得蕭英信并稿。”

請您老回憶一下，這里的蕭英是否是您？如是，根據注釋體例，我們需知道：您的出生年月，籍貫，當時的職業，身份，筆名，化名，信的內容及稿件體裁，稿名，內容等。

專此布復，即頌

春祺！

復旦大學中文系

魯迅日記注釋組

4.3

此信喚起蕭殷深藏腦海42年的記憶。收到信的第三天，4月13日，他立即給復旦大學“魯迅日記注釋組”復信（此信從未公開發表）：

魯迅日記注釋組：

真佩服你們的調訪精神，居然把一封查詢“肖英”的信函無誤地送到我的眼前，而且還直接寄到我家里，實在感謝。

讀了來信，看到魯迅先生的日記中的那個條目，立刻勾起我的回憶。當時我住在廣州中山大學一個同學宿舍里，由于一腦子的問題，亟想向魯迅先生請教，便于十月五日（或六日）寫了一封約五六百字的信，并附上一篇散文。過了十天以后，我幾乎天天盼著先生的復信，不幸，我沒有收到復信，卻在報上看到先生與世長辭的噩耗。

我一九一五年農歷八月出生于廣東龍川縣佗城，一九三六年在龍川民教館管理圖書，同年八月離龍川到廣州，住中山大學，一面參加救亡運動，一面寫小說。這半年由于蔣介石勢力滲入廣東，白色恐怖加深，斗爭尖銳，于是我暫時放棄小說寫作，把全力投入雜文寫作中，對國民黨政府的腐敗統治進行無情的揭露與諷刺。

在這（一九三六年）之前，我用“鄭文生”發表小說，這時為避開國民黨書報檢查官的注意，用“肖英”筆名發表雜文。以后一直用這個名字，一直至一九四六年。

我寫給魯迅先生的那封信，詳細內容已記不清楚，根據我當時的處境，我的活動以及我的心境，大概不出如下幾點：（一）我當時已不能在廣州發表文章，只能利用香港《珠江日報》（反蔣的桂系報紙）發表反蔣雜文，但常遇“開天窗”（即編者將一些重要的文字刪掉，代之以□□□……）很惱火，可能把這種情況向魯迅先生匯報。（二）為了斗爭，需要把自己的武器磨得更鋒利，所以幾乎每日都細心學習魯迅先生的雜文，這封信中可能向先生提出一些雜文的寫作問題。（三）當時我已參加“廣州文學藝術界救亡協會”（原名記不清，是文藝界抗日統戰組織）每周都展開一些活動，很活躍，人數越來越多……可能將這些向先生匯報。

附去的稿子是散文，題為《溫熱的手》，大意是一個正在彷徨苦惱的青年，遇到一個較有經驗的革命者，并受到啟發和鼓舞……細節已很模糊。

四月十三日（1978年）

通過書信（未公開發表）的來往，“注釋組”終于弄清楚了“蕭英”就是“蕭殷”，那篇“稿”就是散文《溫熱的手》。

雖然蕭殷再也無法得到魯迅先生的回復，無法得到魯迅先生的指導，但幸運的是，在他生命最后的五年里，蕭殷終于得知魯迅先生收到了他的信與稿。

看過《溫熱的手》這篇散文的人，有蕭殷同時代的朋友蘆荻（著名詩人，蕭殷三十年代在廣州的戰友）。據廣東魯迅研究學會會長鄭心伶對筆者所述，在蘆荻家中聽他親口說曾看過這篇文章。

雖然蕭殷在1978年以前并不知道魯迅先生當年收到了他的信與稿，但他一生以魯迅為榜樣，以魯迅一樣的滿腔熱忱幫扶每一位青年作者，包括1938年在延安幫助后來成為湖南省文聯主席的康濯，1947年在華北聯大幫助《小兵張嘎》之父徐光耀，1956年在北京幫助《青春萬歲》的作者、文化部原部長王蒙。被蕭殷扶持的廣東省作家協會原主席陳國凱說：“目前活躍在廣東文壇上的中青年作家，大都受過肖（蕭）殷不同程度的恩澤和關注。”蕭殷在自己剛動手術的闌尾炎傷口已經感染，正在化濃的情況下，專程趕往王杏元的家鄉饒平，與縣委書記商談如何培養這位青年作家。蕭殷曾經在三天之內趕閱程賢章的長篇小說《樟田河》，并寫下了一萬多字批語以致因用腦過度致腦血管痙攣而昏倒在地。除了呂雷、孔捷生、楊干華、朱崇山、謝望新等等作家和一批部隊作家、香港作家,蕭殷更把目光注視著廣大普通青年文學愛好者和業余作者。多年來，蕭殷接待和處理文學青年的來訪來信來稿，不計其數，盡管他很清楚，他們當中只有極少數人有希望成為作家。

1946年，蕭殷在《晉察冀日報》主編副刊工作期間，收到一位業余作者的短篇小說，因字跡潦草很難辨認，蕭殷花費一周的夜晚時間字字辨認，連讀帶猜，終于讀完，驚喜發現這是一篇出色的短篇小說，于是請一位女同志謄寫。不料戰局突然緊張，在報社匆忙撤離張家口期間，那位女同志將稿件丟失，令蕭殷再也無法聯絡作者。蕭殷說：稿子丟失，好作品不能問世，好作者也從此埋沒了！這件事令他痛心疾首，成為他一生甘為人梯、用心血發掘培養文學青年的動力。很多很多年過去了，直到晚年，每當說起這位青年，蕭殷依然惋惜不止。

曾經兩次造訪蕭殷，受過蕭殷教誨的河南人民出版社編輯郭瑞三說過：“驀然，魯迅先生那段名言，像一簇激越的浪花，撞開了我的心扉：‘我先前何嘗不出于自愿，在生活的道路上，將血一滴一滴地滴過去，以飼別人，雖自覺漸漸瘦弱，也以為快活。’”

“哦！當蕭殷那肌肉松弛的手背上，暴凸的青筋又出現在我眼前時，我想，這血管里不也流動著魯迅先生那滴過來的血漿嗎？”

對于蕭殷嘔心瀝血，燃燒自己照亮別人的精神，鄭心伶有過以下描述——

“由于工作關系，與蕭殷老師直接接觸的機會多了，我便越來越清晰地從他身上看到一個活的魯迅，深切體會到魯迅當年是怎樣培養青年作者的。他，向我們伸出的永遠是溫熱的手。”

蕭殷在1934年和1936年兩次寫信給魯迅先生。第一次，蕭殷是渴望得到先生指導并發表作品的文學青年；第二次，蕭殷是在革命斗爭中初顯身手，并以雜文做戰斗武器因而遭到國民黨特務通緝的革命青年。就在第二次寄信后的兩個月，蕭殷義無反顧遠離家鄉，北上尋找革命方向，從此開啟人生另一個篇章。

兩次給魯迅寫信，標記了蕭殷人生兩次重大的轉折。此后，無論他在上海，在武漢，在延安，在晉察冀，在北京，在廣州，無論任職中國作協青年工作委員會，中國作協文學講習所，還是編輯各種文藝刊物，或者在大學中文系任教，在黨政機關領導文藝工作，在作家協會工作……都一樣不忘潛心文藝理論研究與培養青年作者，蕭殷一生，都在身體力行魯迅先生的精神。

面對敵人，他無愧是勇敢的戰士！

面對作者，他伸出的是溫熱的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