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香港營救脫險的文化界知名人士張友漁、茅盾、高士其、千家駒、胡繩等。 資料圖片

核心提示

“香港文化名人大營救”取得了異乎尋常的成功，整個過程無一人受傷，無一人被捕。這一壯舉，蜚聲海外，世人稱頌。這場大營救被稱為“抗戰以來（簡直可以說是有史以來）最偉大的搶救工作”，得到了國際和國內各界人士的贊揚。營救不僅鞏固和發展中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和國際反法西斯統一戰線，而對文化界來說，沒有這場大營救，整個中國的文化史可能會被改寫。“這為10年后絕大多數文化界的名人沒有跟隨蔣介石去臺灣，而是匯聚到北京參加新中國的建設，埋下了伏筆”。老隆福建會館作為這一歷史事件的重要參與者，伴隨著文化精英的名字以及大營救中所傳達的文化信息而歷久彌新。

營救滯港文化名人“百余人”

這場大營救是成功的。但具體營救出來的人數，有多種資料和多個版本。浙江工商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教授游海華梳理過4種相關的數據：一是千人以上，如茅盾說“幾千文化人安然脫離虎口”、楊奇說“搶救了1000多個知名人物和民主人士”、廖沫沙說“不下1000人”；二是300人左右，如王作堯說是“著名民主人士、知名文化人300多名”、李健行說九龍一路“勝利地搶救了近300名文化人安全脫險”、1946年中共廣東區委會說“搶救出來的有三四百人”；三是800人左右，如廖承志和曾生說是七八百人、尹林平說“800多人”；四是數字含糊，無法分辨，如連貫說是“幾百名”，《美亞雜志》說是“幾千人”，包括營救的文化人、知名民主人士、國民黨人士和國際友人等。《東江縱隊史》《中國共產黨廣東地方史》《中國共產黨東江地方史》《東江縱隊志》等的說法則比較統一，均認為營救了愛國民主人士和文化界知名人士共300多人，連同其他方面的人士共800多人。目前，河源相關史料也采用了這一說法。范長江、夏衍等并未從東江游擊區撤退。

1942年2月，留在香港島領導疏散工作的總負責人劉少文致電中央書記處，電文云：“全體同志及朋友，在戰爭中均已離戰區，安全撤退，現韜奮、茅盾、喬木等百余人已安全到東江曾、王部，長夏（范長江、夏衍）等一部分人去澳門，再分別前往蘇北及內地，何香凝、柳亞子等乘民船去汕尾寄居村間，現在疏散工作已大體結束。”電文中提到營救出來，并到達游擊區的香港知名文化界人士和民主人士有“百余人”。據游海華綜合各類史料估算，此一數據最可信，營救出來并到達東江游擊區的香港知名文化界人士和民主人士有百余人。也就是說，從老隆一帶經過的文化人士，不足百人。

“保衛祖國 為民先鋒”

這場成功的大營救行動，在中東江縱隊史和中共地方黨史上寫下了濃墨重彩的一筆。

這一大營救行動被茅盾稱為“抗戰以來（簡直可以說是有史以來）最偉大的‘搶救’工作”，鄒韜奮題詞“保衛祖國為民先鋒”贊譽東江縱隊。廖沫沙在《東江歷險長留念》一文中，如此形容香港大營救：“把他們從敵人的虎口中安全地搶救出來，這不但是我們黨的一項偉大功績，而且在歷史上也是空前未有的一次嚴峻、艱巨的大撤退。”

這次大營救，留存了當時中國的文脈。《國殤 第六部 抗戰時期國民政府大撤退秘錄》一書中，作者方明認為，搶救工作之所以能取得如此異乎尋常的成功，取決于中共中央對搶救文化精英的高度重視，中共一直都非常重視知識精英的引領作用，比如當喬冠華后來通過廖承志等向黨組織正式提出入黨申請時，周恩來指出：“批準一個喬冠華入黨，可以團結一大批知識分子。”香港黨組織執行中央搶救文人的指示堅定不移和沿途的周密安排是行動成功的另一個重要因素。在營救和護送過程中，各個交通站銜接緊密、周到細致，使文化名人們欽佩之極。實際上，這也為10年后絕大多數文化界的名人沒有跟隨蔣介石去臺灣，而是會聚到北京參加新中國的建設，埋下了伏筆。

中共廣東省委黨史研究室原副巡視員、《廣東黨史》原主編王國梁在接受《羊城晚報》記者采訪時表示，“在當時的形勢下，抗日主張、統一戰線都離不開愛國民主人士與進步文化名人們的推動。但國民黨當局卻對進步文化人士恨之入骨。共產黨本著高度負責的精神和歷史責任、偉大的遠見和胸懷，為國家保護了一大批精英人士，使之得以為今后解放戰爭、新中國社會主義事業建設作出重大的貢獻。同時，這次大營救也為參與其中的廣東抗日游擊隊、地下黨組織等人員提供大練兵、大考驗的機會，提升戰斗素養。”

2007年，武漢理工大學政治與行政學院副教授王祝福發表的《1942年香港秘密大營救評述》認為，這次大營救行動可以說是對中共在南方國統區的地下工作和華南抗戰斗爭的一次考核。應該說，考核的成績是相當優秀的。同時，我們從中認識到，在中國革命的艱苦斗爭中，如果沒有白區（在這次行動中，既指國統區，也包括日占區）的卓有成效的工作，類似于秘密大營救行動的成功是不可想象的，簡直就不可能開展；如果沒有武裝斗爭，沒有根據地的建設，即使是游擊區的開辟，則這種行動的開展將是沒有希望的，只能是永遠疲于奔命。

傳承紅色基因 老隆福建會館成“國保”

曾作為“香港文化名人大營救”指揮部的老隆福建會館，于2019年10月被列入第八批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名單。這是廣東與“香港文化名人大營救”歷史事件有關的8處文物保護單位的兩處“全國重點”之一。

在龍川縣的紅色革命史跡中，福建會館尤其引人注目。一方面，它紅墻綠瓦、古色古香，自清初至今，已存在了二三百年。另一方面，它曾在民國初年以來，數次見證歷史人物在此做出有著不同影響的歷史舉動，曾是黨的早期革命活動重要場所之一。1923年春至1925年秋，彭湃曾兩次在這里宣傳革命思想。1949年6月2日，龍川縣人民政府在此宣告成立。幾十年來，“福建會館”曾分別成為老隆鎮政府、老隆鎮人民法庭、老隆鎮機關幼兒園、龍川縣老隆鎮塑膠廠的辦公用地。福建會館具有建筑歷史藝術研究價值和革命紀念意義；1986年被龍川縣政府認定為龍川縣重點文物保護單位；2011年7月公布為河源市文物保護單位。2012年10月公布為廣東省文物保護單位。2019年10月公布為第八批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其公布名為：香港文化名人大營救指揮部舊址（老隆福建會館）。2013年公布為廣東省黨史學習教育基地，2010年被定為第三批河源市愛國主義教育基地。2019年7月公布為廣東省愛國主義教育基地。

歷經戰火洗禮與歲月沉淀，福建會館完好保存至今。但由于其間曾被作為其他用途，加上年久失修，館內一度破敗，龍川縣進行過數次修繕維護，近年來分別做過兩次較大規模的修繕。2011年，當地政府斥資完成了對福建會館的保護性修繕工作，并于當年8月起免費對外開放。開館至今，福建會館已成為當地愛國主義教育基地，是“香港文化名人大營救”重要史料和大革命時期當地其他革命史料的陳列室，成為當地傳承紅色基因、開展黨史學習教育的熱門打卡地之一。

更新展陳 精神永繼

2021年底至2022年7月的大半年時間里，龍川縣對福建會館再度進行全面修繕，重鋪瓦面、更換木梁、更換二樓木樓板，重新油漆木構件等，并對“香港文化名人大營救”進行重新布展，高規格對展陳設施改造升級，主要是通過一樓的展陳還原、再現這段令人難忘的歷史。

龍川縣文廣旅體局相關負責人表示，相對2011年和2021年的展陳有提升、優化，目前本次展陳的提升優化仍在繼續，突出主題、聲光電、互動體驗等效果，尤其對歷史真實、歷史細節進行更為嚴格細致的把關、審核。此次展陳將重點突出“老隆中轉”過程，打造省級愛國主義教育示范基地和紅色革命遺址保護利用示范點，更突出、更全面地講好營救文化名人故事。老隆作為這一歷史事件的重要參與者，伴隨著文化精英的名字以及大營救中所傳達的文化信息而歷久彌新。

■本報記者 凌麗